WAYS NOT TO THINK ABOUT PLASTIC TREES: NEW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LAW

哈佛大學法學院憲法學教授Laurence Henry Tribe於1941年出生在上海,向來被認為是美國憲法學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自由主義[1]學者之一。


[1] 自由主義主張有限政府,透過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和分權,還有人權條文的成文憲法規定來達成此目標。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承認價值多元、肯定個人自由、人的平等性和政治中立,以及理性的社會制度是一個透明的秩序。

前言

洛杉磯近來沿著其主要幹道,在安全島上設置總計超過九百棵的人造樹,由於當地的地下排水箱涵工程僅保留約40公分的表土,因而無法種植真正的樹木。他們將塑膠樹「種」在水泥盆裡,用環氧樹脂彩砂 (aggregate rock coated with epoxy) 充當泥土,用鐵管製成樹幹並包覆塑料。

雖然該項工程因為人造樹遭人破壞而宣告暫停,但是這個議題並未因此結束。前哈佛都市設計與建築研究所所長Alex Krieger於國際最著名的《科學 (Science)》期刊發表了一篇文章──《塑膠樹何錯之有? (What’s Wrong with Plastic Tree?)》(1973),裡頭提及:「公共選擇[1] (public choice) 支持以更低廉的價格讓人們取得其習以為常的大自然…透過人造樹的設置計畫,可以讓人們感受到他們正在經歷大自然。」雖然如此明確承認人工環境 (artificial environment) 可行性的例子不在多數,但是這種對自然秩序的態度卻不少見。越來越多人造物取代了原始的大自然,例如耐久性人工草皮取代了青草,成為足球場的主角;舊金山凱悅飯店大廳充斥著蟲鳴鳥叫的電子音效。人工草皮和洛杉磯的塑膠樹雖然不是目前最急迫的環境問題,甚至可以說就算讓人類身陷人造地獄也沒有什麼立即性的危險,但是其背後所隱含人類自居自然代理人 (nature surrogates) 此一不爭的事實,無疑暴露了現今環境法與環境政策所立基之的缺陷。

乍聽之下,自然代理人的概念似乎對立於現今環境立法政策所表達的環境關懷,但正好相反,不死的人工草皮和塑膠樹與現今環境政策所持立場其實完全一致。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 和逐漸浮現的制度性結構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使得環境評價 (environmental judgment) 全然淪為人類慾望 (human wants) 的數字計算。


[1] 公共選擇理論 (Public Choice Theory) 主張以市場機制取代政府功能,並對傳統官僚體制提出批評。總而言之,公共選擇是基於Adam Smith的傳統,認為理想的公共行政是一種小政府 (minimalist state role),而不是大有為政府 (big government),也就是說,國家只需要負責安全就可以了,最好讓私部門的市場機制儘量發揮。公共選擇理論對於公共行政的基本主張,其中之一就是徹底地將公共行政經濟化 (economization)──公共計畫要以最小成本來考量,進行可行性評估,而非以公善 (public good) 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

的束 (Ideological Boundaries)

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傳統 (intellectual tradition) 蘊含個人偏好與個人慾望的滿足,進而影響政策分析,而環境立法則與之相呼應,認為環境保護的目的不是為了環境本身,而是為了保留其對於人類的潛在價值 (potential value)。如此一來,保護荒野或是瀕危物種亦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慾望和需求。

試想文章一開始所敘述的事例,位於洛杉磯的人造樹群,相較於天然樹木,價格低廉,又不易受損,若僅從滿足人類對於自然景觀的需求而言,何樂而不為?此時即無以正當化天然樹木高昂之種植成本與維護費用。

以人類慾為圓心的同心圓觀點 (homocentric perspective)

當一個人產生某種去保護荒野使之不遭受露天開採 (strip mining) 的義務感時,這種義務感可能是源自對於即將被摧毀的野生生物的同情心 (sympathy)。這種義務感是一種內部結構 (internal structure) 的雛型──例如除為防止對於人類生命的直接威脅,否則獵殺「高等動物」即無正當理由 (unjustifiable);不需花費過度之成本就可以避免摧毀植物的情況下,如果仍執意為之則屬不適當 (improper);保持人類文明完整的同時,亦不應因此危害地球生態系統,而不論人類利益的制衡力有多麼強大。

這種義務感驅使個人為了自然而付出具體的努力,例如起訴禁止露天開採活動,或是為了說服大眾而提出說理。這種義務感或許會被轉譯成人類自身利益的語彙,例如破壞自然將會剝奪未來世代與野生生物接觸的機會,或是僅剩的森林遊樂區將會人滿為患。像康德 (Kant) 這種環境保護的擁護者,充其量也僅是訴諸剝削自然對人類可能產生的間接後果來表達其反對立場。雖然環保人士或許會覺得訴諸人類自身利益有點造作,但是同時或許也會認為基於法律原則之需求以及政治現實的急迫,這種手段已被加以正當化了。

唯須注意的是,個人的最佳利益,甚或是未來世代的最佳利益,不必然與整體自然秩序的最佳利益相一致;儘管於個人和人類社群 (human communities) 之間有可能達成如此的一致。實則,人類個人利益或群體利益通常與初級倫理衝動 (primal ethical impulse),即超越自我的義務感相齟齬,在此情形下,大眾強化[1] (communal reinforcement) 非但沒有阻礙反而加速了將倫理義務轉換為自身利益。

一旦將義務轉換為單純個人偏好,勢將無從避免比較野生生物與露天煤礦其價值孰高孰低。自此成為一種化約法──為了確保該比較是「理性」的,這兩種價值,野生生物的價值以及露天煤礦的價值,勢將換算成滿足程度單位 (units of satisfaction)。雖然有些不連續性 (discontinuities) 顯而易見,例如我們不會認為將荒野保護區摧毀殆盡,以換取源源不絕的煤礦非常值得,但是漸漸的,這種價值判斷還是不得不向分析一致性 (analytic uniformity) 低頭。因此,將全部的價值換算成以人類需求為中心的貨幣單位勢將造成某種失真 (distortion)──對自然物體 (natural objects) 才剛開始產生的義務感將淪於自身利益層面。


[1] 大眾強化是一種社會現象,透過反覆主張一種觀念或概念,使之儘管缺乏經驗證據或實證,仍為其社群成員所深信不疑,而成為一種強烈信念甚至將之當作事實信奉者之謂。通常大眾媒體是在幕後推波助瀾的黑手。

史根源

美國中世紀歷史研究專家林恩懷特 (Lynn Townsend White, Jr.,1907-1987) 於1966一場由美國科學促進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所舉辦的研討會中指出,生態危機之根源,在於猶太-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裡認為人類本該支配大自然的觀點。把生態問題的根源歸因於基督教的超越性,因為當一個社會的主體意識抱持著一種根深柢固的二分法觀點時,例如神與自然、天堂與俗世、靈魂與肉體等,便很容易將自然和社會現象視為人類操弄的客體。

在性融合超越性

如果我們採取完全的內在性概念,將會回到先於超越性概念而存在的宗教傳統,與超越性認為神靈具有出世的本質 (other-worldly essence) 恰好相反,是內在於萬物之中的,亦即泛靈論[1] (animism),此時我們需要冒一個風險──將現時神聖化(sanctify),包括存在於現時的一切缺點與不足。將現存秩序神聖化,意味著不可變的 (immutable),會造成繼續征服與剝削現時非特權者,進而阻礙了人性的社會演化[2] (social evolution)。


[1] 泛神論可說是泛靈論的一種,皆相信神靈存在於萬物之中,所不同者在於泛神論認為萬物為一體,享有整體的靈性本質 (spiritual essence),而非擁有不同的靈性或靈魂;而泛靈論則不侷限於此。

[2] 社會演化是演化生物學的分支,旨趣於社會行為。

完全的內在性概念會單純以人造樹非屬天然為理由而反對之。如此一來,一旦人們喜歡上人造樹,勢將無以為反對。

如果超越性最終將淪於對原則的違背,而內在性最終意味一成不變的原則,那麼唯一的解決之道便是尋求外在性與內在性的融合。這仰賴一種互動與改變的演化過程 (evolving processes of interaction and change)。

向以生態為中心的

1972年美國學者克理斯多福史東 (Dr. Christopher D. Stone) 發表了「樹木有當事人能力嗎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引起了廣泛討論。他提出了自然萬物或無生命體應該擁有法律權利和當事人能力的主張。他認為像河流、森林、海灘和原生地等自然物體應該有保護它們自己利益的訴訟資格,就像公司和地方自治團體,法律也賦予它們的訴訟資格一樣。

反對者主張既然人僅對於人負擔義務,就邏輯而言,應該只有人類可以享有權利。然而事實上,我們的法律體系早已為了各式不同的目的,而承認人類以外的實體亦得成為權利人 (right-holders),例如教堂、合夥、公司、公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的動物,既然法律賦予它們主體性,並設置代表人或代理人,同理法律應能賦予自然物體[1]訴訟資格,並為他們設置監護人 (guardians) 或受託人 (trustees),此乃人類對於自然所負責任的制度性體現 (institutional embodiments),並將賦予自然物體獨立法律地位的概念看作與法人格 (corporate existence) 等同。將法律權利賦予瀕危物種和荒野保護區是一種很實用的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


[1] natural objects 或有譯為自然客體,或有譯為自然標的,或有譯為自然對象,然本文認為應以自然物體為妥,方不牴觸本文宗旨──自然亦有其主體性。雖然法律用語的object乃客體之意,惟綜觀上下文,object於此應僅指涉其為無生命體而已。

賦予自然物體權利是一種教義式的改革,環境法上當事人適格問題於此獲得解決,使得環境行動 (environmental action) 更具效率;就程序設計上而言,較諸團體訴訟 (class actions) 亦更為簡便。

1966年美國首次通過實驗動物福利法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Act);1970年更進一部將實驗動物福利法擴大且更名為動物福利法 (Animal Welfare Act),使之涵蓋所有溫血動物。其中第13條規定:「…提供處理,居住,餵養,澆灌,衛生,通風,遮蔽以避風吹雨打,溽暑酷寒,及充分之獸醫照顧…確保將動物之疼痛與痛苦降到最低點,包括充份之獸醫照顧,使用適當之麻醉劑,止痛劑,或是安定藥劑,或是安樂死…對動物之人道待遇,包括關於貨櫃,飼料,飲水,休息,通風,溫度與處理之要求…[1]」凡此種種,尤其是「衛生」、「人道待遇」與「止痛劑」等詞彙,明顯表現出人類將自身價值加諸於非人類之權利者 (right-holder) 身上。於此,立法者將動物知覺等同於人類知覺,藉由讓我們想像動物所遭受的苦難,潛意識的強化我們對於動物的同情心[2],是一種對於將動物擬人化(anthropomorphic) 的肯認。

但是隨著演化距離 (evolutionary distance) 的增加,我們越來越難將之比擬於人類自身經驗。看到受虐的狗,我們會深感同情;對於肢解青蛙雖然沒有感到如此義憤,但是對於其痛感仍具同理心;甚或拔掉蒼蠅的翅膀也會感到些許不捨;但是沒有任何人會對於消滅一個群集的原生動物 (protozoa) 感到些許的遲疑。易言之,隨著演化距離的增加,將之擬人化的難度亦隨之增加,這就造成了法律保護植物的障礙。


[1]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動物保護資訊網http://animal.coa.gov.tw/animal/UpDocs/laws_A200810000019.doc (最後瀏覽日期:2010年5月11日)

[2] 本文以為於此應以同理心 (empathy) 取代同情心 (sympathy),較符合本句文義。

結論

人造樹是一個很好的隱喻,具體象徵現今環境法與環境政策的目光短淺,意味著自然完全淪於服務人類的需求,認為人造樹能夠提供遮蔭、裝飾,以及與自然環境美感的相似,因此與天然樹木並無二致。

人造樹何錯之有?於此僅能做試驗性的回答──我們應該以對自然的倫理衝動 (ethical impulse) 取代人類自身利益的考量。當人類自居自然代理人,藉此隱瞞人類擾亂自然秩序的事實,就違反了這種倫理衝動。為了彌補自然景觀不足而為的人造景觀工程,看似無害,其實大大違反環境倫理賦予我們的義務,並加深我們的信念,認為自然不是為了它們自己而存在,而是有其上位目的──以服務人類作為存在的意義。這種強調自然的服務效用 (serviceability) 的觀念應該予以摒除。

在超越性的迷霧之中,人們為人類意志 (human will) 和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 所矇蔽,因此看不見內在價值;而內在性崇拜自然,排除人類意識,因此融合超越性與內在性將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因過往的人類將外在性過於神聖化之故,故作者採取融合超越性與內在性,並再稍微傾向內在性的觀點。